這并非人們第一次聚焦“代孕”。但因涉事者鄭爽系公眾人物，赴美“代孕”所生一子一女被曝光，更涉嫌棄養等“次生犯罪”，引起各方高度關注。
通俗理解的“代孕”即“借腹生子”，屬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一種。“我國法律不允許任何形式的‘代孕’。”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的法律學者唐興華援引今年起施行的民法典指出，“代孕”活動目前主要在部門規章層面進行了明確規定，如果從法律的層面分析，可以認為“‘代孕合同’不符合中國現行醫療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不符合現行的醫學倫理和公序良俗，故‘代孕’交易活動在法律上應作無效評價”。
上海普世萬聯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周曉穎撰文介紹，目前國內與“代孕”相關的法律法規主要有兩個，分別是《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和《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其中明確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和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僅就這次曝光的個案來說，多位法律人士認為難以斷言涉事者因“代孕”而“違法”。原因是中國人前往國外“代孕”規避了國內的法律風險。但正如評論指出，作為中國公民，因為“代孕”在中國被禁止，就鉆法律空子，這絕不是遵紀守法。
人們之所以對涉事者如此憤怒，也因為在公開的對話錄音中多次出現“墮胎”“棄養”“送養”等言論。有律師表示，是否構成遺棄罪需根據“代孕”生出孩子的國籍確定適用相應國家的法律。
唐興華對本社記者表示，“代孕”活動不屬于受法律保護的民事合法行為，在這個前提下，以“代孕”為目的的上、下游行為，在法律上都應給予否定評價。盡管國內未對因“代孕”產生的棄養行為有專門的、較高層級的立法，但從現行法律邏輯上對該行為的評價必然是否定性的。
事實上，非法代孕在國內屢禁不絕，由此引發的法律爭議頻現。例如以“代孕”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搜索發現，2018年類似判決有40宗，2019年為81宗，2020年已增長至124宗。
日前一起因“代孕”遭“退單”導致所生孩子無法上戶口的案例引發關注。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信金國歸納出司法實踐中因“代孕”產生的主要糾紛類型有：孕母分娩后不愿將孩子交給委托“代孕”的夫妻；委托“代孕”的夫妻離婚，在子女的撫養權問題上產生糾紛；“代孕”中委托方的夫死亡，孩子的爺爺奶奶、母親之間對子女的監護權產生糾紛；“代孕”孩子被棄養；在境外進行“代孕”，能否在國內進行管轄和處理等。
信金國表示，目前的立法僅屬于行政性規章制度，只能對組織、操作“代孕”行為的醫療機構進行沒收違法所得、吊銷機構或者醫生執照等行政處罰，如果造成嚴重后果才能對機構、醫師處以“非法行醫罪”。“代孕”導致的一系列問題都處于模糊狀態，意味著“代孕”在國內面臨的風險非常大。
周曉穎也認為，僅有管理辦法和原則，但對有需求的家庭來說“法不明文禁止即可為”，成為他們尋求“代孕”的借口。“我國亟需建立和健全相關立法，有法可依才能保障婦女、孩子、家庭的權利。”她說。
誠然，“代孕”涉及生育、法律、倫理、道德等諸多領域，“規范代孕”與“堅決反對”兩種聲音爭論不休。唐興華表示，是通過立法從根本上杜絕“代孕”，還是通過立法對“代孕”予以規范，在制度設計層面是兩種不同邏輯，“如何面對、如何選擇，有賴于我們在立法層面作進一步系統研究”。
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現行法律框架下不支持一切形式的“代孕”，但因非法代孕行為所暴露出法律空子亟待“補缺”。
比如出臺一部國家層面的輔助生殖法。由于現行管理辦法和原則在實踐中執法力度較低，包括不少衛生部門官員在內，多方呼吁將其推動上升到法律層面，加大對“代孕黑產”等違法違規行為的懲處力度。
再如圍繞非法代孕所生子女的保護。唐興華表示，盡管國內現行法律對“代孕”不予保護、不予認可，但孩子享有的人格尊嚴和基本權利不會因是“代孕”所生就與其他方式生育的孩子有絲毫差異，應推動對于“代孕棄養”等重大問題的立法，以契合民法典時代的立法理念。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法官熊燕撰文建議，在堅持“分娩者為母”的傳統規則下，適當考慮已經形成事實的撫養狀況，從而設置分娩母親的失權期限，并嚴格限制意愿父母的親子關系否認權，由社會對意愿父母的監護行為實施監督，可能更有利于實現對“代孕”所生兒童的充分保護。